我这辈子怕的事比不怕的多。怕打针，怕进理发店，怕牙医的椅子，最怕的却是考试。幸而“文革”在我上一年级开始了，考试是被“革”掉的众多内容之一。学生们事先把答案用黑笔写在黑漆桌面上，考试时朝桌面哈哈气，字迹便显出来，然后抄到考卷上去。老师这时只去看天花板，看窗外，或者看他心境中一个抽象的远方。绝不来看我们，绝看不见我们这时的为非作歹。那年头老师又惹不起学生，全是“小将”，一声叱咤，“打倒孔孟之道、师道尊严”，老师第二天就得下讲台扫厕所去。
因此我回到家里仍是什么也不会。爸那时天天被罚做苦力，罚在人前念经一样念“我有罪我该死”。但在家里却还做他的老子，他把在人前收起的威风尊严在我面前抖出来了。
“给我算这些题！”
我说：“啊？！”
“考你啊——一元一次方程式都搞不清你还有脸做学生？！”
我脑子里跑飞机一样轰轰的，看着一纸习题。我想爸这辈子在做人处世上的考试怎么也及格不了。他若肯省些事，少顶些真，像我的老师们那样，我们全家也少跟他受些作践。每场政治运动，对他都是小考大考；不歇气的考怎么就没把他考明白、考乖巧？他回回念“我有罪”原来也像我们抄答案，抄过就抄过了，根本就没往心里放，根本还是但求得过且过。在我看，他在政治上、社会上，在人际关系上，一向交白卷，从来没被考出半点长进。我在爸出的考卷上填了些数字。
爸将卷子端到脸前，立刻抄起支笔在上面通天贯地打了个大“×”。劲儿之足，像是左右开弓给它两个大耳光。
“你给我当心点，别以为在学校混混，就完了，下回我还要像今天这样考你的！”
也许就怕他那个“下回”，我就此在无考试的年代怕透了考试。一九七七年“文革”结束，高考恢复了。我偷偷准备功课，想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。干吗“偷偷”呢？主要是瞒着爸。若考得太臭，爸虽不至于再在我的考卷上扇耳光，至少在心目中会把对我的希望两笔画掉了。在他受苦受辱的生命中，我不是作为我活着，而是作为他活的希望而活着。我是不可以辞去“希望”这角色的。他会与人半痴半癫地谈到我如何天才，如何近乎“七步成诗”，如何大器而不晚成。我是偷偷写作，偷偷发表了作品，得了奖的。我一直是偷偷的，我怕作品及不上他的希望。他大致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大致知道我在文学界混得还有个眉目。因为他有一天突然说：“凭你的作品，为什么不去考考学校？比如考考编剧系、文学系什么的？”
“我？我不考。”见他眼一鼓，像憋住一口话，我抢先说，“有什么考头？哪个作家是考出来的？考试是种心理和生理过程，跟学识无关；考得好坏，取决于你是否能控制和顺应这个过程。心理和生理反应不及所料，跟你学识有什么关系？”
爸鼓起的眼平息下去，研究了一会儿我的理论，说：“你想得这么开就真别去考了。”
我真的就没去考。儿时他给我“劈啪”那两下子，两张封条似的把我对考试的信心、正常精神状态全封死在里面。人或多或少有些忧郁症，对许多东西有道理没道理的恐惧是我的忧郁症。我不能想象考试前没完没了机械地背这背那，走进考场听监考人宣布不允许这不允许那。再就是考完后的等待，在那种等待中，人还会有胃口有睡眠吗？最怕最怕，自然仍是爸的反应。看透了他的这个“希望”，他在自己生存的考卷上就看到了一项彻底的失误。“文革”过去，他仍是颇失败地与社会、与人相处，许多人都从“文革”中练出狡诈和残忍，他仍是永无起色的天真和诚挚。
我不去考，也就考不败，爸不顺心的一辈子，就仍存在一个希望。
而美国是躲不过考试的。“托福”、“GRE”、“资格考”，你还没从这考场的椅子起来，那场考试又把你压下去。
考前一礼拜我心里老出现《葬礼进行曲》。在这进行曲当中，我想到爸那蹉跎的一生。还想到万一考不好，我奖学金就落空，房钱饭钱以及继续读语言学校的钱都从哪儿来。有人偏在这时告诉我：“头科考不好，以后考会更难！”终于坐在考场上时，我忽然感到将衬衫扎在裤腰里是个错误，极不舒适；而清早吃一大顿也是不智的，中间会去上厕所。睡眠不足，使整个考试过程成了场噩梦。考试中有个女生昏倒，好在不是我。我知道我考得一塌糊涂。
就在考完的当天晚上，电话铃响了，却是爸。“你明天要考试啦！好好考，别怕！你一向怕考试，真是莫名其妙！考试有什么怕头？”他嘻嘻哈哈地啰唆。
爸记错了日子。幸亏他记错，不然要真在考前接他这么个电话，昏在考场的八成是我了。真想对他喊：爸你干什么？！嫌压力没压得我自杀？！不过他电话打晚了，现在我是任剐任割，死猪不怕开水烫了。
“好好考！”爸在大洋那头看不见我发绿的脸。“再说，考得好坏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！放心去考！所有学校都不要你，爸爸要你啊！”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，一股辛酸滚热的泪水直冲我的两只眼而去。